當今世界，科技發(fā)展突飛猛進，釋放出巨大生產力，極大地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與此同時，科技發(fā)展也衍生出復雜多樣的倫理風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方案》。會議指出：“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必須遵守的價值準則”，并強調：“推動構建覆蓋全面、導向明確、規(guī)范有序、協調一致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這明確了倫理道德在科技活動中的重要地位，為加強科技倫理治理指明了具體路徑。

科學求真，倫理求善。從形式上看，科學技術本身并無善惡之分。然而，一項科研成果或一種技術手段可用于改造社會、造福人類，也可能淪為作惡工具，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危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無論實驗室里的科學研究，還是現實生活中技術成果的推廣應用，都與人類生存發(fā)展息息相關，都會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影響，因而具有道德內涵。如果說科技創(chuàng)新活動更多是從探索發(fā)現角度關注科技工作者“能不能做什么”，那么，科技倫理治理則旨在從倫理準則層面關注科技工作者“該不該做什么”。通過科技活動探索未知領域、取得創(chuàng)新成果固然重要，加強相應的倫理準則建構同樣不可或缺、不容忽視。科技活動如果沒有倫理的規(guī)范約束和價值引導，就難以真正造福人類社會，甚至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因此，強化科技倫理治理是確保科技創(chuàng)新風險可控、健康有序的內在要求。

新興技術一般具有高度專業(yè)化的特點，非專業(yè)人士往往難以對技術應用后果作出準確判斷。因此，在應用初始階段容易出現監(jiān)管真空和法治缺失。如果科技工作者缺乏應有的科技倫理操守，就容易被資本力量、商業(yè)行為所裹挾。比如，一些網上商家濫用個人信息數據，進行差異定價的“大數據殺熟”，使市場倫理、商業(yè)倫理受到沖擊。再如，濫用信息傳播中的“算法”推薦，基于用戶的行為數據判定其喜好，“投其所好”推送特定種類信息，制造“信息繭房”效應。又如，基于人工智能的“AI換臉”“深度偽造”等技術應用，可能威脅公民人身安全和金融安全。諸如此類的新興技術濫用，突破了倫理邊界、道德底線，甚至游走在違法犯罪的邊緣。加強科技倫理治理，需要將價值權衡與倫理考量納入科技活動全過程，進一步明晰科技創(chuàng)新活動的倫理邊界，引導科技工作者增強倫理意識、提升自律能力、堅守道德底線，警惕和防范技術濫用可能引發(fā)的倫理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平臺，綜合分析風險因素，提高對風險因素的感知、預測、防范能力。”面對未知風險，科技工作者必須秉持負責任的審慎態(tài)度，著眼于全局，從社會安全、倫理道德等層面深入分析研判，拿出切實可行、風險可控的意見方案，真正做到對后果負責、對公眾負責、對人類社會負責。面對日益復雜的科技倫理問題，在道德層面對其進行約束的同時，需要將科技倫理規(guī)范納入制度和法律之中，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倫理規(guī)范和政策體系，形成安全評估和管控能力。有關部門亟須加強科技倫理監(jiān)管，構建新技術從基礎研發(fā)到產業(yè)應用的全鏈條監(jiān)管體系，完善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yè)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正奮進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開展科學研究，探索知識真理，掌握前沿技術，歸根結底是為了加快經濟發(fā)展、推動社會進步、增進人類福祉。在這一建功立業(yè)的大好時代，廣大科技工作者必須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任務，堅守正道、胸懷大局、心有大我，涵養(yǎng)愛國愛民、為國為民的崇高情懷，主動服務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大局。始終心系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心系人民群眾的利益福祉，就能錨定科技活動的倫理坐標，充分激發(fā)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推動形成攻堅克難的強大戰(zhàn)斗力，保障科技創(chuàng)新工作行穩(wěn)致遠。

(作者為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0年07月13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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