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鉑鋆】

隨著全國新冠感染人數急劇上升，各地都出現了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基層尤其是農村醫療資源基礎薄弱，一直是我國健康事業的短板。在當前嚴峻的新冠疫情下，農村基層能否安然度過疫情“第一波”沖擊，尤其值得關注。

重癥救治，農村醫療的短板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不久之前，筆者在社交平臺注意到一樁悲劇。一位農村兒童新冠陽性，該兒童出現高熱癥狀5小時之后病情轉危，前往縣醫院就診，醫院采取種種治療手段仍無法控制病情發展。縣醫院深夜派出救護車送孩子前往就近的城市三甲醫院，跟車醫務人員采取了必要的對癥救治手段，孩子仍然在一個多小時的送醫途中停止了心跳。

臨床一線，經常見到新冠或其他因素的急性感染導致基礎疾病惡化、多系統器官接連出現問題并導致惡性循環的病人，即急性感染成為“重癥漩渦”的始動因素。兒童的免疫功能、血腦屏障等自我保護機制發育不全，除了感染新冠之外，由于流感病毒、細菌性呼吸道感染等急性感染引發腦炎、心肌炎爆發、病情迅速轉危的病例并不罕見。

新冠肺炎相關死亡診斷的最新標準

當前新冠病毒變異速度很快，而且傳染性“基本再生數R0”是流感的數倍，意味著龐大的感染規模。這不僅會造成醫療救治能力緊張，還會帶來相當數量的危重病人，即便是1‰的死亡率也會威脅許多人的健康。

一旦疫情感染規模較大、感染者新增趨勢過快，重癥病人必將接踵而至。農村地廣人稀，群眾前往大醫院就診相對不便。在重癥救治能力相對薄弱的農村，這類病人能否及時得到有效救治，對于農村三級醫療衛生體系來說是重大考驗。

懸殊的“人均”差距

醫療界有一句俗語，叫“一級是一級的水平”，講的是不同級別之間醫療機構的水平差距。以重癥醫學專業為例，根據評級標準，一所醫院應當開設的重癥醫學科床位數，不能少于三級醫院開放床位總數的4%，不能少于二級醫院開放床位總數的2%。臨床醫學是一門實踐極強的學科，醫院科室的接診量與診療能力高度正相關。

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共有三級醫院3275個，其中三級甲等醫院1651個，但是分布在全國1600多個縣級市及縣城的三甲醫院僅有三百余所。全國五分之四的三甲醫院坐落在城市，意味著處理危重疾病的經驗和實力較強的醫療團隊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鄉危重救治能力差距懸殊，直接關系到嬰幼兒童、老年人、慢性病人能否安然度過疫情高水平流行的沖擊。

我們以多年來重點檢測、統計數據連貫的健康數據“兒童死亡率”為例。2021年，我國城市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4.1‰，農村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8.5‰，農村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是城市的2.07倍。2021年我國城市嬰兒死亡率3.2‰，農村嬰兒死亡率5.8‰，農村嬰兒死亡率是城市的1.8倍。2021年我國城市新生兒死亡率為1.9‰，農村新生兒死亡率3.6‰，農村嬰兒死亡率是城市嬰兒的1.89倍。截止目前獲悉的統計數據，重癥救治尤其是嬰幼兒童等脆弱人群的重癥救治是農村醫療的短板。

據統計，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共有衛生人員1398.3萬人。其中，縣級（含縣級市）醫療衛生機構共有衛生人員352.1萬人，鄉鎮衛生院共有衛生人員149.2萬人，村衛生室工作人員共有136.3萬人，總計637.6萬人。2021年，我國城市居民6.7億人，縣級市、縣城、縣以下的農村共有居民7.5億人。城鄉衛生人員看似760.7萬人對637.6萬人，差距并不大。

然而，衛生人員的范疇包括了沒有衛生技術從業資質的人員。各985院校醫學院畢業生的執業醫師考試通過率常年高達95%以上，然而我國執業醫師考試的通過率僅在三成左右。兩個數據的巨大差距原因之一，就是大批在基層有崗位（報考資格）、無執照（多年無證上崗）的衛生人員常年屢戰屢敗。如果單純衡量衛生技術人員，在5億人口的農村，僅有衛生技術人員264.5萬人。相較2021年年底全國1124.2萬人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含縣城、縣級市）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11.9人，農村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5.29人，城鄉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之比達2.25。

在村級衛生室工作的136.3萬人員中，有69.1萬人由于歷史原因造成職業培訓層次較低，僅能申領鄉村醫生證、衛生員證。這類行醫執照的執業內容、執業地點受到限制。持證醫務人員僅能在農村行醫，從事初級保健及“打補丁”性質的行醫活動，為農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如果減掉這類人員，農村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僅為3.95人，城鄉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的差距高達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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